主持人：谢 岚 尝试一种新视角，留意普通人的服装、发型、妆容等外表形象的细节，探索内心真实的渴望，了解什么是上海人，什么是上海。
□齐先生的上海牌手表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，皮表带换过很多次了。带锈的铁盒里放着重要的证件。 《梁祝》是齐先生最喜欢的音乐，他和女儿说，日后葬礼不要放哀乐，放《梁祝》。
□生了几场病后，齐先生得开始学着习惯不工作的生活。早晨起来先听一小时的广播，然后抄两小时书。拍摄那天，他已经抄到了《资治通鉴》的“汉朝”部分。
本期主角：齐先生，71岁，山东威海人，十多岁来到上海，律师
“镇反”运动后，我性格大变
“这只手表是1976年买的，上海牌全钢男式手表，120元。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54.5元。我家兄弟姐妹八个，还有个老母亲，家累重，靠我和妻子的工资是买不起的。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，叔父从海外寄来两百多港币，我们就想着买些东西改善下生活。那天我们到四川路，想买条毛巾毯。后来妻子说，先买表吧，结婚时说好的，一人一只做纪念，都两年了，还没给你买。我们就买了这只表。柜台里也有半钢的，价钱也便宜好些，但我们一直过得紧巴巴，买东西经常不得不买的。而那天既然买得起，就想买得好一点。
我和妻子是1972年认识的。次见她时，我背着个旧黄书包，屁股上一大块补丁，瘦得像根竹竿。那时是我人生的低潮。
我老家在威海卫，一个大家族，四代同堂，就像巴金笔下的《家·春·秋》。祖父非常严厉，全家人都怕他。姑姑婶婶在院子里玩纸牌，只要远远听到老爷子回来的动静，就吓得抓着牌，哧溜一下全逃得不见影了。儿子是不允许逃的，要恭恭敬敬立在院子里迎接老爷子。老爷子就在他们中间来来回回走几趟，然后暴喝一声：‘滚！’
在这个家里，大概只有我是自由的。我是长子长孙，老爷子的掌上明珠，但这个家总给我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。我很能理解为啥很多地主资本家的孩子走上了革命道路，因为那样的家庭让人窒息。
1946年土改，一家大小十几口人空身赶出了，宅子、店铺、田地、菜园果园……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，衣食无着，大家哭成一团，天突然就塌了。
1953年‘镇压反革命’运动，祖父被枪毙了，一家人都成了‘反革命家属’。当时父亲在上海，一个叔父在日本，另一个在济南，我成了家里的男丁，必须作为家庭代表得去村公所开‘反属会’。那年，我十五岁，站在村公所里，胆战心惊。周围都是大人，没人和我说话，我也不敢和他们说话，非常孤立，又很自卑，对祖父有种怨恨，怎么我会出生在这种家庭？
有一天上语文课，五六年级的学生规定要写一篇作文《该杀》。我不写。老师问我为啥不写？我说，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，写不了，而我爷爷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该杀，我不知道写什么。
成了‘反属’后，我性格大变，从顽皮捣蛋的小子变成了个‘小闺女’。胆怯，见人不敢抬头，不敢说话，特别害怕和人接触。放了学，我就背上绳子柴刀，一个人上山打柴割草。有一回，祖母生病让我去请大夫，我在他家转了三圈也不敢进去。”
我们的结合，出于人最基本的需求
“后来，书也不准念，我只好来上海。穿着粗布对襟衣服，光头，又瘦又高，土得不得了，同学们叫我‘长脚鹭鸶’。
不过，我遇到了几位恩师，他们信任我，培养我，慢慢地我又恢复一些自信。1960年代中期，我当上了老师，而且还是个受重用、受欢迎的老师，那真是心情舒畅。
但1966年文革开始，我就成为披着‘画皮’的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’。看着墨汁淋漓的大字报，我两腿发抖，像掉进了冰窖。
课停了，到商业系统各单位‘劳动改造’，在浴室叉衣服，在饮食店端馄饨，在水果店削甘蔗……有天早晨，我去吃早饭，端了盘子朝一张饭桌走去。桌上两个人看到我，拿起碗筷就换到另一张桌子，其中一个还是个好朋友，几天前我们还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。那会儿真是从头凉到脚……就在那天回家路上，遇到一个学生，热情地叫我‘齐老师’，我连忙说，别叫了，要给你惹麻烦的。他说，我管他什么反革命，你是个好老师。说着，还伸过手，用力地握住我的手，叫我想开点。我心里一热，眼泪哗哗往下流。就那一天，我算知道什么叫世态炎凉。心里有那么多委屈，但不准辩解，不准辩论，压抑得不得了。要不是还有这些人情，心早就结成冰了。
那时，父亲自杀了，家里经济上非常困难，我的政治问题也始终没个说法，这对任何一个女孩来说，都是很沉重的负担。女朋友和我分手了。我很理解她，喜欢一个人，就是要让她幸福，但我什么都没有，怎么能让她幸福？
想是这么想，但当她真的走了，这打击太大了。1970年，我就离开上海到了崇明种水稻。腰在‘镇反运动’中踢坏了，插秧时弯不下去，就跪在水田里。白天拼命干活，晚上倒头就睡。因为心情压抑，超负荷劳动，病倒了。那时，很多知青、劳改分子都盼望生病，好休息休息。但当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没人照顾，没人说话，甚至没人注意到你生病了，那种孤独感才是最可怕的。
妻子家也是‘反革命家庭’，她父亲关了很多年，母亲带着姐妹仨，靠拉大车过活。她不歧视我，不嫌弃我穷困潦倒，愿意和我成个家，我心里非常感激。她呢，家庭成分不好，胆子很小，过得战战兢兢，所以她家需要一个可靠的男人，一个主心骨。我们就是在人最最基本的生存和情感的需求下结合在一起的。”
证明自己最成功的时候，也是我们说话最少的时候
“改革开放以后，日子好起来了，生活观念的差异就出来了。到了周末，我觉得一家三口该到外面吃吃饭，喝喝咖啡，有点生活情趣。但妻子谨小慎微惯了，舍不得花钱，每次出去吃饭，只要她点菜，点来点去都点不好，每个菜都觉得贵。
后来我考出了律师证，开始办案子，越来越忙。早上我出门，她还刚起床。晚上吃过饭，就到书房里看资料，看到十一二点钟，她早就睡了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段时间是我们家经济和社会地位提升最快的时候，但也是我们之间沟通最少的时候。有一次，她说，你知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最幸福？我问，什么时候。妻子说，刚结婚还没有孩子，我们俩躺在床上，你给我讲故事。我听了有些难过，但也没怎么多想，继续忙着上课、办案、开庭。妻子是个很内向的人，现在想想，她可能是在婉转地提醒我，希望我多关心她，但那时，我太想施展自己的能力，太想通过事业证明自己，太想把失去的时间、失去的尊严补回来，所以忽略了妻子内心的需求，现在想起来很自责。
有一次，我俩都在家，有人敲门，门一开，来人扑嗵一声跪在我们面前，说谢谢齐律师，要不是你，我就要吃冤枉官司坐牢了。这对妻子是有些震动的。她也许感觉到，我的工作是有社会价值的，要是让我多陪陪她，会影响我的‘正事’。以前，她还提出让我陪她去参加单位的舞会，后来，她就很少说。我想，她是把自己的需要压下去了。
1998年，妻子肺癌去世了，我垮了，走路都走不动。一个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人，尽管你以为你们不见得有共同的精神世界，但她离开后，好像你的一部分也死掉了。
这两年，我生了几场病，身体不如从前，我想我应该抓紧时间补补课。去年，我去了台湾地区，今年去了日本和俄罗斯。每次出远门，我就把这块手表戴上。妻子生前没有出过国，戴着这块表，也算带她一起看看。出门旅行，经常看到成双成对的老年夫妻，我就一个人，戴着这只表，就算聊作自我安慰吧。”
以下是一组上海牌手表的旧新闻，你读到了数十年中表和人的命运了吗？■国产手表上市天《解放日报》1958年7月2日
【本报讯】 昨天上午，第三百货商店还没有开始营业之前，门外就有很多人等着购买。九时正，该店铁门打开以后，买表的人就一拥而进。此外很多外地居民从报上看到国产手表开始应市的消息，纷纷打电报、写信给第三百货商店要求给他们保留一只。
■在大跃进中产生，成长，壮大！《解放日报》1961年12月11日
上海手表厂是在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。这家厂的工人来自包括卷烟、糖果、造纸、制革等一百四十四个行业，以前都不懂制表是怎么一回事。但是他们不懂就学，学会就传，师傅带徒弟，徒弟再带徒弟，到现在厂里已经有四代、五代的师徒关系。就这样，技术力量迅速成长起来。
■顾客殷切希望上海手表珍惜声誉《报刊文摘》1981年10月20日
上海手表有“四老”毛病——老面孔、老品种、老花色、老样子。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追赶上海，有些地方大有后来居上之势，如不奋起努力，“皇帝的女儿”也会“嫁”不出去的。
■上海牌新型女表的销售风波《报刊文摘》1983年2月8日
上海手表三厂厂长王雪祥的文章说，我厂接到公司通知试产一种新型的上海牌女表，于今年元旦批上市与顾客见面。我们按时完成了任务。可是，到了去年除夕上午，上海各展销店仍未接到销售通知。向公司打听原因，只说是价格上看法有争论，暂时无法定价。顾客十分气愤，不少人骂我们是开他们玩笑。
当前国家三令五申地要安排好市场供应，增加国家财政积累，而我厂生产的“上海牌”新型女表竟落得个“厂内有表，商店有表，群众要表，不准卖表”的结局。
晨报记者 陈 征 实习生 陈龙 摄
前些日子，我收到了读者袁文燕的来信。她说，一位朋友新近出国旅游，结识了同行的齐先生。齐先生家里条件不错，却戴着一只老式的上海牌手表。那位朋友问起个中缘由，齐先生说，这只表是和妻子结婚时买的。十多年前，妻子患病去世，生前没能出国看看，现在他出门旅行，戴着这只“上海牌”，也算带着妻子一起出门。
在袁女士的帮助下，我联系上了齐先生。
开始，我以为这许是一个温暖的故事。但后来的交谈却引出了那么多真实、曲折的经历和情感。
总第七期